由于孔子诞辰日的到来，又有国家领导人的有意识推动，有关儒学与传统文化复兴的话题近来热度骤然升高。
实际上，过去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与社会文化的日益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心起人生价值及生存意义这样的精神层面问题。以民族复兴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宏大目标，更促使人们重新反思近一个世纪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曲折命运。
不过，在经历了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批林批孔”的全盘激进反传统运动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谈论儒学的复兴，恐怕首先要厘清一些基本关系。换句话说，如果说儒家文化曾经在过去2000年里充当过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话，那么在百余年激进变革之后，它自己现在也面临一个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
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儒家文化。自汉代以后，儒家在政治领域的确占据了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它从来就没有将其他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在民间，佛教乃至道教等信仰体系与儒学基本和睦并存着。即便前现代的中国政治合法性及其传统是建立在儒家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思潮就被彻底排除政治在外。因此，如果将尊重和传承传统文化简单地理解为阅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尊崇儒家价值理念，恐怕是一种过于狭隘的理解。
第二，在对待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们应当避免重蹈两个极端的错误。第一个极端就是前文提及的激进反传统思潮，它将近代以后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儒学和传统文化，认为只有彻底打倒它们，中国才会取得进步。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决定论”思维，它错误地将复杂的现实问题简单化地用一个理由来归纳。
另一个极端的思潮是最近几年伴随着儒学的复兴而兴起的，它认为，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传统不仅不是障碍，反而是极其重要的资源。如果仅仅到这一步，我们或许还能够认同。但它进一步认为，只要从儒学中不断地挖掘这些传统资源，加以发扬光大，我们就能够顺利地实现民主与法治等中国人追求了上百年的现代梦想。这种试图重建儒家政治制度的想法几近于天方夜谭。
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儒家政治是一种无力应对现代挑战的失败的制度。今天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传统与现代既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自然延续的关系。“现代”固然不是必须在传统被打倒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全然异质的事物，但也绝不是在传统的田园里自然生发出来的甜美果实。两者的关系毋宁如下：现代是在传统的基础之上经过一系列“基因突变”后产生的新事物，它既与传统一脉相承，但又包含了截然不同的新内涵。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没有一个简单的因素能够充当唯一的(或主要的)决定性作用。这就决定了儒家文化过去既没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将来也不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动机。
第三，以儒家为“大传统”的中国传统包含着“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不同层次，很难简单化地谈论尊重传统或尊儒、尊孔。要说传统，女人缠足、男子纳妾、科举考试、四书五经……都是传统，我们现代人究竟如何去遵从？我个人认为，任何文化传统本身都一直在随着时间的流淌而演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简单地说，一个民族应当传承的是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价值体系”，至于一些具体的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生活方式，我们不必也不应该以墨守成规和抱残守缺的态度去对待。
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一个伟大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就此走向消亡。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说，儒家思想文化都是一件无价瑰宝，我们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尤其需要它提供的解毒剂。因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使命，那就是：如何为儒学重新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现实家园。
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和生活实践的儒学，在未来的可能出路只有到民间社会中去开创。今天真正有志于推动儒学复兴的人士，应当重新实践2500年前孔子曾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礼失求诸野”的导向，而不是忙于去成立什么闹哄哄的“儒教协会”或穿梭周旋于一个个“儒学复兴规划”之间。我坚信，孔子在他的时代也曾面对过我们今天同样的困境，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明智的思路。
除了挖掘和整理在百年社会变迁中几近湮灭的儒家精神因子外，当代儒者更艰巨的任务是创造性地为儒学重新争得一片能够与现代政治秩序接榫、并在现代社会中延续传承乃至发展更生的崭新洞天。如果把儒学的前途寄托于民间，那么首先需要让四书五经“不传久矣”的社会民众经历一个消除隔膜的再亲近过程。
写于2014年9月28日晚，发表于9月29日《杭州日报》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